重生后，这婚不结了，我要搞事业

1990年5月的风，带着江南特有的潮湿，吹在陈桂英脸上时，她正坐在媒人王婶家的八仙桌旁，指尖无意识地***蓝布褂子上磨起的毛边。对面那个穿着的确良衬衫的男人叫黄国柱，嘴角挂着一丝若有若无的笑，眼神在她身上溜来溜去，看得她浑身发紧。“小陈啊，国柱可是个实在人，”王婶嗑着瓜子，唾沫星子溅在油亮的桌面上，“虽说前头有个娃，但人家手艺好，在镇上修家电，挣得不少呢。你带着俩娃，离过婚，能找着这样的，算是烧高香了。”陈桂英猛地抬头，撞进黄国柱那双算计的眼睛里。这场景太熟悉了，熟悉得让她心口发疼——这是她和黄国柱第一次见面的日子。可明明，她应该在2002年那个闷热的夏天，拿着法院判决书，蹲在解放一村的楼道里哭到浑身抽搐才对。她记得法官敲下法槌时的严肃，记得黄国柱拿到42500元房屋补偿款时得意的笑，记得自己拖着病体搬家时，两个孩子红着的眼眶。更记得这十二年婚姻里，黄国柱把工资卡藏在鞋垫下，把买菜剩下的毛票都要数三遍，冬天让她用冷水洗衣服，夏天嫌她吹风扇费电。女儿想要个花头绳，他说“浪费钱，有那钱不如给我打瓶酒”；儿子发烧想喝口糖水，他骂“娇气包，我小时候喝井水照样长这么大”。有次她重感冒，想请个医生来...